“學校大腦”,讓教育更輕松?

2019-11-20 14:41:51
摘要: “少做作業”如何真正減負提質?在杭州,多所學校已先行一步,通過大數據形成的“學校大腦”,幫助老師更了解學生,讓學生少做無用功。學校多“思考”,孩子是否真的能“微笑”?  撫寧巷58號,杭州市建蘭中學。  1000多名學生信息、近萬條教學文本、67萬條以上的學生行為日志數據……教學樓內,酷似太空艙的金屬門緩緩向兩側分開,露出實時滾動的數據大屏,勾畫出一道數字時代的學校風景。  今年9月,2019杭

   “少做作業”如何真正減負提質?在杭州,多所學校已先行一步,通過大數據形成的“學校大腦”,幫助老師更了解學生,讓學生少做無用功。學校多“思考”,孩子是否真的能“微笑”?

  撫寧巷58號,杭州市建蘭中學。

  1000多名學生信息、近萬條教學文本、67萬條以上的學生行為日志數據……教學樓內,酷似太空艙的金屬門緩緩向兩側分開,露出實時滾動的數據大屏,勾畫出一道數字時代的學校風景。

  今年9月,2019杭州·云棲大會開幕當日,杭州城市大腦新物種——建蘭“學校大腦”正式發布。通過兩年多時間的數據積淀,建蘭中學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教育實驗——運用“學校大腦”為基礎教育“提質增效”。

  上城區教育局局長項海剛介紹,上城區將在充分進行“建蘭大腦”教育實踐的基礎上,對轄區所有的中小學校進行大數據革新,最終實現打造“學校大腦”的初衷——讓大數據幫助每一所學校為每一個孩子提供個性化的教育服務。

  目前,杭州天長小學、惠興中學等已先后啟用各自的“學校大腦”沉淀數據;寧波、臺州等地中小學也紛紛來杭取經,浙江教育界正掀起一股大數據熱。

  把大數據應用到教育領域,會產生怎樣的火花?記者走訪部分杭城中小學,展開調查。
  定制作業
  跳出題海也能進步

  最近一年,建蘭中學八年級學生嚴暢想的課后作業發生了一個小變化:數學作業本比其他同學的薄了,里面去掉了最難和最容易的習題。與此同時,她的作業里還多了一張“嚴暢想個性化習題”。

  本學期開始,惠興中學九年級學生小卓的作業,也發生了一個小變化:每周日晚飯后,他就會準時做一套特殊的科學題,題目不多,也就四五道,但是他一開始做得特別累:“都是我沒掌握的內容。”

  嚴暢想和小卓的“特殊作業”,都來自于各自學校的“大腦”——根據以往的錯題記錄,“學校大腦”用算法從題庫中“打撈”出“專屬作業”,兩人只需花10多分鐘時間完成練習,通過家長手機上的釘釘傳給“大腦”,答題數據就會記入最新的學習檔案。

  “學校大腦”的個性化習題推送功能,可以有針對性地查漏補缺,讓孩子少作無用功。2018年下半年,建蘭中學在阿里巴巴王堅博士的關注下啟動“學校大腦”建設;2019年下半年起,建蘭中學邀請聯盟學校惠興中學加入“學校大腦”。在“建蘭大腦”和“惠興大腦”中,存有學校校本教材、老師假期里提前錄入的個性化題目和專題題庫等。通過沉淀數據,“學校大腦”會自動過濾過于簡單和過于難做的習題,根據每個孩子的“歷史數據”,用個性化作業補足,從而幫助學生查漏補缺,實現“減負”。

  建蘭中學英語老師吳晨君做過一個統計:對比兩個自愿參加“建蘭大腦”英語學習的班級,參加人數多的作為實驗組,參加人數少的作為對照組,結果發現,經過一個學期的個性化“指導”,在不增加作業負擔的情況下,實驗組的班級英語成績標準差大幅縮小,“這意味著孩子們之間的成績差距在變小,優秀的孩子依然優秀,但是成績中等甚至偏下的孩子追了上來。”

  談到過去的自己,小卓用“亂”字形容——字寫得亂,學習思路更亂。但是自從拿到這套特殊的科學題后,一切都不一樣了:“時間沒多花,成績卻上來了!”他習慣性地撓撓頭,露出靦腆的笑容。

  “這次期中考,小卓的科學成績年級排名提升了29%,總成績較上學期也進步了。”班主任周慧敏告訴記者,針對性的練習,大大提高了孩子的思維能力。“小卓第一天的作業,沒有解題過程,字也東倒西歪。但是現在,解題步驟非常清晰。”

  嚴暢想的數學成績也“坐上了火箭”。但更令她開心的,是對自己的學習短板有了清晰的認識:“代數和同底數冪的運算,我相對薄弱一點,還需要多多鞏固和提升。”

  “如何為學生科學減負一直是困擾教育界的難題。我們嘗試用大數據科學調配教育資源,幫助孩子把作業少下去、分數提上來。”建蘭中學校長饒美紅說。

  負擔沒加重,成績上去了,家長的焦慮感也少了。“一些家長干脆取消了孩子的課外輔導班。”建蘭中學數學老師沈曉琳告訴記者。
  因材施教
  有的放矢提質增效

  期中考試剛過,建蘭中學年輕的數學老師張軼婷就忙著準備教案:她要給來自省內10多家中小學校的教研組,上一堂不一樣的數學課。為此她要依靠一位特殊的“助理”,提前對班里孩子們進行摸底。

  “我的公開課是關于二次根式的,涉及到七年級的算術平方根內容。” 張軼婷告訴記者,公開課前,“助理”會分析孩子們的預習作業,給出他們對七年級知識的掌握情況。她將依據這些數據,調整教學方案,確定知識復習時間占比。“以前是憑教學經驗,現在大數據能讓教案更科學。”

  在課堂精準教學上,建蘭中學英語老師馮琛也開始向“助理”借力。根據“助理”推送的學習報告,馮琛可以辨識出,學生們處于“初二中級”“初二高級”“初二初級”等水平的哪個階段,“這會成為我課堂提問的一個依據,不同難度的問題,可以交給不同水平的學生來回答。”

  張軼婷和馮琛提到的這位“助理”,正是藏身“太空艙”卻將觸角覆蓋整個校園的“建蘭大腦”,它將數據課堂融入到研究型學習中,讓老師能夠因材施教。

  放學音樂響起,天長小學六(2)班的孩子們卻不著急回家,他們習慣性地抬頭看向大屏幕。在那里,班主任的小助手趙哲睿正在錄入他們當天的在校表現。

  趙哲睿已經操作了近一年“天長大腦”。“這系統可方便了,點點老師提前設置好的標簽就可以錄入,而且這些標簽都是成對兒的。”記者看到,在錄入系統中,英語聽力,“聽得懂錄音材料”和“聽不懂錄音材料”是一對兒;英語口語,“需要示范回答問題”和“不需要示范回答問題”又是一對兒。

  六(2)班班主任陸白琦,是最早用上“天長大腦”的班主任。2019年的春節,她幾乎泡在學校里,創建分層題庫、設置常態化標簽,并和技術人員反復對接。“這些常態化標簽,可以對學生的課堂及作業情況進行實時、多維評價,讓家長全面了解孩子的在校表現,老師也可以通過數據積累對孩子的發展進行觀察分析,從而了解每個孩子的特質,為差異化教學提供支持。”

  據了解,目前建蘭中學近80%的學生都自愿加入了“建蘭大腦”計劃;加入“建蘭大腦”計劃的教師,也從最初的70多人增加到現在的170多人,學科則從數學、英語延展到了科學、社會等。這也意味著老師在日常教學之外,還要承擔給“大腦”習題貼標簽、在習題單上寫評語、每月更新教案等額外任務。

  這些老師為什么選擇加入“學校大腦”,是什么吸引著他們紛紛走出教學的“舒適區”?

  “輔導學生的時候能更加有針對性。”建蘭中學數學老師曹健回答說,一位老師往往要面對同年級80多名學生,無法掌握每個人的學習情況。通過“學校大腦”畫像,老師只要點點手機,就能回看每名學生已掌握的知識點以及有待補足的知識點。

  “如果說,以往的課堂教學內容,來自于教學大綱、教學經驗和對學生的模糊判斷;那么‘學校大腦’則給老師們帶來了新的思考和啟發,為教學個性化提供了精準的數據支持。”惠興中學校長王超說。
  全面發展
  呵護孩子
  無限可能

  讓“大腦”入駐校園,讓教育“聰明”起來,本質上,是為了讓孩子實現全面的發展。

  “素質教育最需要解決的是時間從哪里來的問題,大數據把時間還給了孩子。”建蘭中學語文老師梁小平是“建蘭大腦”的創建者之一。在她看來,“學校大腦”有助于讓學生和家長擺脫分數焦慮,關注教育和成長質量本身。

  “‘大腦’賦能讓學生提高學習效率,騰出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。學校也要為學生提供更多樣化的教育滋養。”饒美紅告訴記者,在建蘭中學,數據大屏上不斷更新、沉淀著學生行為日志,包含學校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這些數據對應“建蘭修煉”中方法素養、學科素養、自我素養、國際化素養、社會素養等五大素養的66個指標。小到一次垃圾分類,大到全校科學周上的表現,學生的每個行為,都會通過老師在“學校大腦”手機端的日志在“建蘭修煉”中留下痕跡,最終形成學生個性化成長成熟度評估結果。

  “‘建蘭修煉’是在國家頒布的《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》框架下,結合校本化實踐和加德納九大多元智能理論,形成的獨特評估體系。”建蘭中學德育副校長周素穎說,“‘學校大腦’提供了實踐教育理念的新手段,它讓不同的種子成長為姿態各異的大樹,呵護了孩子們的無限可能。”

  惠興中學后勤管理部主任劉海軍,2018年開始為“惠興大腦”建數據庫,起初只有4個班級參與,現在,所有班級都加入到了“惠興大腦”中,每個班級每天至少要發送150條學生信息。

  “以前,看到學校來電,我就很焦慮,第一反應就是孩子表現不好。現在,釘釘一響,我馬上開心地去看,因為里面有很多孩子在學校的細節評價,而且多數都是鼓勵。”惠興中學一名七年級學生家長告訴記者。

  “借力‘學校大腦’的快速反饋,家長眼里不再只有學習成績,還有孩子校園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班主任也積累了一套量化考核數據,以便在年底對孩子進行德育綜合考評。”劉海軍說。

  “學校大腦”也讓家長及時看到了孩子的短板。周女士的兒子在建蘭中學就讀,上學期她收到了“學校大腦”生成的個性化“建蘭修煉”能力分布雷達圖,圖中“自我實現”的面積很小,這也意味著孩子可能有點膽小。“我沒想到在家里大聲唱歌的兒子,在學校里會這樣不自信。”為了鍛煉孩子的膽量,周女士鼓勵他每天向老師提一個問題,還提議他參加元旦匯演。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,孩子自信多了,解決問題和分析數據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。

  “學校大腦”與《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》里因材施教的適性教育理念相契合。省教育廳教研室主任任學寶說:“教育就是要尊重差異,時時刻刻關注到孩子的閃光點。”

  一種新思路

  減負從來都不能“一刀切”。

  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,不是簡單地縮短在校時間、減少作業量、降低課業難度,而是要把應試機械刷題,校外超前、超標培訓等不合理負擔減下去。

  “學校大腦”的嘗試是一種探索。建蘭、惠興、天長等都在根據學校和學生的實際情況,選擇用大數據來解決教育模式上的痛點。這樣的嘗試,遠未到評價的階段。但這樣的嘗試,卻實實在在幫助學校和家長關注到學生的多元發展和個性發展。

  未來的考試,將更多考察學生的思維與思考能力,這時候,也需要一套工具來協助學校幫助學生成長。“學校大腦”不僅指向學生學習方式的改變,也指向教師教學理念、教學方式、教學評價等的改變。

  “大腦”提倡個性化教學,是否意味著學生可以完全依賴“大腦”?在省教育廳教研室主任任學寶看來,“大腦”只是教學的輔助工具,最終還是要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,因此學習的主觀能動性不能缺失。

  就教育的現狀而言,棄分數于不顧是不現實的。“學校大腦”只是一劑試圖令學生減負又增分的輔助藥。它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思路。但更值得贊賞和堅守的,是其喚醒學生自我教育意識、培育終身教育理念的教育觀,以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、個性化發展的教育初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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